一 / 教育功利化：文科沦为“无用之学”
当四川大学的新闻系研究生滥用舆论权力，将一场自证清白的误会演变成针对农民工的网络暴力；
当浙江大学用“24/67656”的冰冷数字将学生异化为金字塔顶端的“精英符号”，将大部分学子贬为沉默的分母；
当高校官微的“全寝保研”造神运动与“手握15个offer”的就业神话成为唯一的教育标杆；
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，共同指向一个触目惊心的现实：
我们的教育体系正在被功利主义全面侵蚀，文科则首当其冲沦为“无用之学”。
近年来，“取消英语高考主科地位”“裁撤文科专业”等争议频繁登上热搜。
从复旦大学将文科招生比例拦腰斩半，到哈佛大学等全球顶尖高校大规模取消历史与文学课程，
文科的收缩浪潮看似是市场调节的必然结果，实则是教育价值被简化为“就业率”、“经济回报率”的畸形后果。
高校管理者们振振有词：文科“投入产出比低”、“与社会需求脱节”。
但若追问“社会需求”究竟由谁定义？答案不过是企业主对“即插即用”技术人才的渴求，或是地方政府对GDP数字的病态追逐。
于是，哲学追问被斥为“空谈”，文学滋养被贬为“矫情”，历史镜鉴被嘲为“故纸堆”。
文科的价值被粗暴地量化为一张薪资单，而人文精神则成了教育流水线上最先被剔除的“冗余零件”。
这种功利主义的蔓延，直接导致了人文教育的系统性崩塌。
青少年抑郁风险攀升至24.6%，性教育、心理健康课程形同虚设，这些数据背后是生命教育与伦理培养的长期缺位。
当新闻系学生将“流量密码”凌驾于事实之上，当传媒学子在抖音与微博间切换“彩礼教父”与“女权斗士”的人设，教育的失败已赤裸裸暴露。
文科课堂教会了他们如何“成功”，却未教会他们如何“成人”。
更荒诞的是，这种功利逻辑甚至渗透到学术权力的顶层。
华南理工大学的“学术妲己”事件，导师利用学术霸权将论文署名、科研资源作为性交易的筹码，女博士生则沦为权力寻租的牺牲品；
武汉大学官微推文将“文科女友”矮化为“后勤保姆”，将性别分工的刻板印象包装成励志叙事。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BGic4q2ajmD31E3uCn4dFQ
文科的式微不仅是学科的边缘化，更是学术腐败与性别压迫的合谋。
教育本应是照亮灵魂的明灯，如今却沦为贩卖成功学的市场。
当高校将学生视为“统计基数”，当专家将女性视为“生育工具”，当青少年在绩点与考公的焦虑中丧失对生命的感知，
我们不得不承认：文科的溃败早已超越学科之争，成为社会“精神缺钙”的缩影。
那些将文科视为“无用”的人难道不曾察觉吗？当技术丛林的荆棘吞噬了精神原野，失去了根系滋养的文明之树，还能在物欲横流中挺立多久？
二 / 性别议题失语：结构性矛盾的隐形推手
每年社交媒体上都要激烈争论“高铁上是否该售卖卫生巾”，却鲜有人追问：
为何一个关乎近半数人口基本需求的问题，竟需要反复自证其合理性？
这种集体性失语，正是结构性歧视最隐秘的运作机制：
它将系统性压迫分解为孤立个案，将结构性问题偷换为个体困境。
表面上看，性别议题从未像今天这般“繁荣”。
短视频平台的热搜上，“彩礼纠纷”“冠姓权大战”轮番登场，自媒体博主们熟练地将性别矛盾加工成流量商品。
但这场虚假繁荣背后，真正的权力重构却始终悬置。
当企业用“团队稳定性”包装职场性别歧视，当教育系统将女性工具化为“生育资源”或“学术附属品”，公共讨论便陷入诡异的割裂：
人们可以对着屏幕声讨“渣男”，却对招聘启事中“限男性”的潜规则视若无睹；
能够为地铁偷拍事件中的性别标签争吵不休，却对家庭内部无偿劳动的价值沉默失声。
这种割裂绝非偶然，而是文科缺位下认知框架的坍塌——
当性别研究、伦理学等学科被边缘化，社会便失去了剖析权力关系的解剖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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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实上，历史曾给出另一种可能。
计划经济时代的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，通过制度性安排将女性纳入公共生产领域， 育儿等议题被视为国家责任。
但在市场化的浪潮中，性别平等从集体使命退行为个人奋斗，结构性问题被转化为“男女对立”的零和博弈。
资本趁机收割裂痕：电商平台将“独立女性”简化为口红与轻奢包的消费者，知识付费课程兜售“婚姻兵法”加剧性别焦虑。
教育体系的功利化，进一步固化着矛盾的基因。
高校将人文课程压缩为“学分任务”，教师自身尚且困在“非升即走”的绩效焦虑中，何谈传递性别平等的火种？
于是我们看到：课堂上的性教育停留在生理卫生手册的照本宣科（甚至根本没有），网络空间的性暴力却早已迭代出AI换脸、隐私泄露等新技术变种；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WpGkQGKGW84SuiD3SSI-TA
学术殿堂中，导师与学生的权力不对等被包装成“资源互换”，性别压迫与学术腐败在论文署名权背后悄然合谋。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qM2HIi8XPT-HnddLjOPfxg
这场失语的代价正在显现。年轻一代在“厌男”与“厌女”的相互指控中精疲力尽，公共事件中的事实核查让位于立场站队，连善意沟通都会被解构为“理中客表演”。
更重要的是，当性别议题沦为非黑即白的骂战时，真正的压迫者反而从舆论场全身而退：
那些制定歧视性政策的企业、纵容学术性骚扰的机构、拒绝配置母婴室的高铁部门，却在集体的口水中完美隐身。
性别平等的本质从来不是两性对抗，而是对权力关系的彻底审视。
当一个社会失去人文教育赋予的共情能力，失去社会科学提供的分析工具，失去历史维度赋予的参照坐标，其公共讨论注定在扁平化的撕扯中走向溃败。
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热搜话题，而是重建对话的语法——
毕竟，无法诊断病因的社会，永远开不出解决矛盾的药方。
三 / 公共治理空心化：技术崇拜与人文关怀的失衡
2020年11月21日，湖北广水市一名94岁老人被家人抱起，蜷缩在农行柜机前完成人脸识别的画面刺痛人心。
银行让行动不便的老人被迫接受冰冷的机器验证，最终以“服务意识不足”的道歉草草收场。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gxe3JEtLh_eiGPkvvgN3WA
两年后，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因追讨存款被“精准赋红码”，1317名维权者被技术手段标记为“入境隔离人员”，健康码从防疫工具异化为压制诉求的枷锁。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yhaZ0Bhp2I5-k9BkPX4B7g
还有更荒诞的：当中建二局项目负责人威胁农民工“撤诉才付尾款”时，权力傲慢已赤裸到不屑掩饰——“来跟二局玩，你玩得过吗？”。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8pPn1aBYf6fHjJTByYrvOQ
https://v.qq.com/x/page/x3319d4p7pc.html
这些事件看似无关，却深嵌同一种治理逻辑：
技术沦为权力的遮羞布，程序正义吞噬人性温度。
而其根源，正是文科教育的集体溃败。
当法学院不再培养“为弱者呐喊”的律师，而量产精通“合规漏洞”的法务；
当社会学课堂放弃剖析“结构性压迫”，而沉迷“大数据模型”的投机；
当伦理学教授用“技术中立”为权力开脱，却不敢质问“健康码为何成为维稳工具”——
公共治理便注定沦为一场野蛮人的游戏。
技术专家设计出最精密的人脸识别系统，却读不懂《民法典》中“人格尊严不受侵犯”的灼灼铁律；
程序员开发出实时追踪红码的算法，却算不出相关规定里“不得用于防疫无关事项”的底线。
文科的溃败，让权力戴上“科技创新”的冠冕，将压迫包装成“系统升级”，把践踏人性美化为“技术故障”。
而当这一切发生时，那些本该守护文明底线的人文学者，却忙着在课题申报书上填写“智慧城市”的赞歌。
一个用红码堵住公民嘴巴、用算法碾碎老人尊严、用强权践踏劳动正义的社会，本质上已经陷入了文科荒漠的境地。
当技术精英与权力合谋，当人文精神被放逐，再先进的“治理现代化”也不过是野蛮的遮羞布——
毕竟，没有伦理约束的“进步”，终将把所有人拖进深渊。
结语 / 文科缺位，社会何以“成人”？
农行柜机前蜷缩的老人、郑州红码下的储户、中建二局的强权威胁……
这些事件被冠以“个案”之名，却是文科精神集体塌方的必然恶果。
当教育将哲学贬为“空谈”、法学沦为“条文背诵”、文学异化为“流量剧本”，
社会的毛细血管便注定被功利主义的血栓堵塞。
技术能精准识别人脸，却测量不出九旬老者膝盖的颤抖；
算法能提高管控效率，却弥合不了储户信任的致命裂痕；
法典能规定“欠薪必还”，却无法丈量讨薪电话里的绝望。
文科的使命，本是为这些“不可计量之物”赋形，为弱者锻造表达的利器，为强权划定敬畏的边界。
而当文科被放逐，“人之为人”的根基便彻底腐烂。
于是我们看到：
青少年在“绩点—考公—房贷”的流水线上干涸成空心人，
网络空间用“男女对立”的标签战争掩盖结构性压迫，
权力在“合规”的遮羞布下肆意践踏尊严。
所有荒诞都指向同一个真相：
当社会失去追问“应然”的能力，所有“实然”都会滑向野蛮。
雅典曾用戏剧教化公民，康德写下“人是目的”，马丁·路德·金用修辞学击碎种族枷锁。
这些时刻提醒我们：文科从来不是风花雪月的装饰，而是阻止文明退化的最后防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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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技术狂飙的列车将94岁老人甩出窗外，当维权者的呐喊被红码封喉，我们终将明白：
一个用GDP丈量一切，却失去痛感的社会，正在吞咽“忽视文科”的恶果。
全文完。
注：本文所有图片均来源于互联网，其中部分图片来源于Unsplash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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